医学开云体育- 开云体育官方网站- APP下载巨擘黄家驷

　　开云体育,开云体育官方网站,开云体育APP下载世界胸外科先驱者、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一级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原校长黄家驷先生，在笔者的老家江西玉山，几乎家喻户晓。当笔者还是刚上初中的懵懂少年，就约略知道他的事迹。他是人们引以为傲的榜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晚辈后人的成长。如今黄先生已经离世40多年，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不再关注到他，但他的高风遗韵仍飘扬在故乡的云里。玉山黄家驷路的繁华、黄家驷公园的草木、黄家驷纪念馆的展陈、黄家驷医院的肃穆，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乡亲们对这位医学巨匠的深切纪念。他求知善学的天赋、医者仁心的温暖、宗师诲人的热忱、家国天下的赤诚，已在百年中国医学史上矗立起不朽的精神丰碑。他的生命轨迹，既是一部伟大的个人奋斗史，更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进步与医学事业发展的缩影；他的风骨，既像家乡怀玉山脉般挺拔，又似冰溪流水澄澈，穿越岁月尘埃，仍然镌刻在人们的心里。

　　黄家驷，字午峰，1906年7月14日出生于江西省玉山县冰溪镇一所古老的房子里。玉山地处赣东北，风景旖旎，物产丰饶，世称江西东大门。东毗浙西衢州，北接铜都德兴，西连上饶广信，南界武夷山脉，是西南地区进入长三角地区的重要门户，素有“两江锁钥、八省通衢”之称。武夷山脉和怀玉山脉镇守玉山南北。

　　从来地杰自人灵。玉山自公元695年设县以来，这片1732平方千米“冰为溪水玉为山”的诗意沃土，绵延出千年文脉，宋代以降尤为隆兴。自科考以来，玉山已先后出过139位进士，其中南宋大儒汪应辰18岁即高中状元，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状元。20世纪以来，玉山学子更以先贤为楷模，迄今已走出以黄家驷为代表的9位院士、1000多位博士，玉山因此被誉为博士县。黄家驷1933年即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开启玉山籍博士之先河。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经邦济世，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曾经入阁拜相的状元汪应辰，岂能想到，近八百年后的黄家驷，以璀璨的现代医学发扬光大玉山文脉。

　　黄家系当地望族。黄家驷的祖父曾任浙江丽水县知事，后擢升嘉兴知府（因辛亥革命，清朝结束而未就任）。父亲曾任盐运史，年仅35岁英年早逝，黄家驷时年5岁。母亲谢玉虹出身世家，是知书达礼的贤妻良母，勤俭持家，一边织补一边启蒙幼年黄家驷识字。黄家驷自幼聪颖，记忆力强，至6岁已识得千余字，还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书。随后，他和兄长、堂兄们进私塾念书，聪慧无双，一念即会，功课不输兄长。6年半时间，念完《四书五经》。黄家驷曾回忆说：“在《四书五经》中，只有读《左传》时，觉得文字易懂，好像说故事似的，读起来有点意思，有点受益，其余的书似懂非懂或完全不懂。”黄家驷的成长轨迹，深深镌刻着家庭的烙印。对知识的无限好奇与主动汲取，成为他一生善学的起点。

　　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文化之风吹到僻远的玉山，清新的空气弥漫在传统的乡土社会。时在天津南开中学念书的表兄回乡过暑假，谈起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激起黄家驷的强烈兴趣。1920年夏天，他慕名跋涉三千里欲到天津投考南开中学。因大雨冲垮铁路，他错过了南开中学的入学考试，只得前往北京汇文中学补习英文。1921年春，他如愿考入南开中学插班初二，开启了学业生涯的关键转折。

　　南开中学现代教育理念和超高水平师资教学，让黄家驷如龙入江，海阔天空，眼界大开。他与吴大猷、万家宝（曹禺）等为同班同学。在南开中学两年半时间，黄家驷博闻强记，学业精进，数学、英语尤为出色，“学神”气质初见端倪。初二代数是用英文原版的教科书，习题很多。数学老师常常要求他们做习题的一半，有时按题号1、3、5……有时则按2、4、6……他对数学兴趣浓厚，经常做完所有的题。因为兴趣浓、悟性高、练习多，所以考试时数学总得满分。有一次考试，老师批完卷子后，很严肃地说这次考试成绩都很不好，训斥了一大顿，最后说：“当然也有例外，黄家驷还是满分。这不算，因为他是老满分。”寥寥数语，尽显他在学业上的过人天赋。

　　南开中学另有暑期讲座制度，张伯苓校长常聘请社会贤达来校演讲，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不算学分，不考试。1923年暑假，黄家驷没有回家参加暑期讲座，选读了两门课，一门是梁启超的《先秦诸子思想史》，一门是徐志摩的《世界文学》。这些课程虽不关联学业分数，却如春雨般滋润着他，“广开眼界、丰富生活”的收获，成为他日后知识渊博的重要积淀。

　　1924年，黄家驷尚在读高一，暑假到京看望兄长，在兄长的鼓励之下，报考录取严苛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每年在全国招生不到20人，要求极严，能够坚持8年学业砥砺、顺利毕业并不容易。黄家驷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应试，凭着过硬的数理化基础和扎实的中英文根底，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取，开启了他的医学人生。进入大学后，黄家驷在诸位名师教授的熙育下，学业精进，以全班第4名成绩结束第一学期。

　　黄家驷学习上的突出天赋，在二年级的物理课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一次，物理学教授把自己在美国博士入学考试的30道考题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们思考。一个月后，老师问起有谁能解答，班上同学均不能答。唯独黄家驷解出27题，举座皆惊。物理教授因而力劝他改学物理。

　　1925年，因为母亲病逝，黄家驷在家滞留一年，与时在杭州念中学的徐春棣永结同心。1933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与他同期毕业的同学——陈国桢（著名内科学家）、邓家栋（中国血液病学奠基人）、方先之（中国现代骨科奠基人）、黄克维（中国神经病理学创建者）等，日后大都成长为中国医学权威甚至世界医学界的开拓者，构成了中国医学史上的“黄金一代”。

　　抗战爆发不久，上海陆沉，黄家驷随上海医学院内迁至重庆、昆明工作。1940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考试，招生20名（实招18名），其中仅有一名医学生名额。黄家驷得知消息时，女儿还不到一岁，妻子徐春棣理解并坚定地支持他应考。黄家驷报考的是外科学，留学考试除了考外科，还要考解剖、生理、病理和公共卫生，一共五门课。他白天在医院看病做手术，只有业余时间来备考。在短短三个月里，他读完解剖、生理、病理、公共卫生四门课，做了大量读书笔记。1940年5月，黄家驷乘船经香港至越南的海防，再由海防乘火车到昆明。凭借扎实的基础和过硬的学识，他获得该届18名留美生中唯一的医学生名额。

　　1941年10月，35岁的黄家驷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师从世界胸外科学开山鼻祖约翰·亚历山大教授，两年后再以优异成绩获得密歇根大学外科硕士学位。1943年，黄家驷通过极为严苛的美国全国专家考试，获得美国外科专家称号，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美国胸外科学会创始委员。

　　黄家驷的学神生涯不止于此。他的一生，是求知探索的一生，从没有停下热爱学习的脚步。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强调中西医结合时，他认真系统地学习中医理论，钻研中医技术。他每天的日记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学习中医时的认真用心。活到老，学到老，永葆少年学神本色。

　　黄家驷的房间里曾长年挂着一幅题为《医生》的名画复制品。医生静静地守候在垂危病孩的床前，昏暗的灯光和窗外淡淡的晨曦映出其通宵的辛劳。相比父母的焦虑和忧伤，唯有孩子沉睡之中呈现的点滴好转，给予医生莫大的安慰。名画中医生一心一意为患者的高尚精神，就如黄家驷大医精诚的生动写照。

　　自1933年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黄家驷就踏上从医之道，直到1984年5月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生命最后一刻，整整半个多世纪。

　　北京一位医学家曾告诉笔者，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她说这也是好医生的座右铭。如果用这两句话来丈量黄家驷一生走过的医学道路，无论是国难当头的逆境，还是改天换日的顺途，他所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医德和医术，完美地诠释了医者仁心的精神内核。

　　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黄家驷因学业优异而留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两年住院医师。1935年，他前往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任住院总医师，1937年调任上海医学院外科助教、讲师兼附属医院主治医师。抗战爆发后，黄家驷随着上海医学院辗转内迁至重庆、昆明等地，继续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为国破山河在的故土救死扶伤，作育英才。他一边教学，一边行医，同时抓住机会致力提升外科学水平。留美两年，他边学边行医，从一名中国的外科医生成长为世界级的胸外科专家。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刚刚胜利，黄家驷不为美国的高薪聘任和优厚待遇所动，决心回国开创胸外科事业新纪元。回到上海后，他迅速在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总院创建胸外科基地，胆大心细地开展控制压力麻醉下的开胸手术，治疗晚期肺结核病、肺化脓性感染、食管癌、缩窄性心包炎和先天性心脏血管畸形等疾病。起初，没有专职助手和专职麻醉师，他以超乎想象的能力独自担负教学、专科门诊和两所医院40张病床的医疗工作。

　　20世纪40年代，中国积贫积弱，由于医疗水平不高，肺结核病四处蔓延，多成绝症，严重地威胁着平民百姓的生命健康。晚期肺结核病需做胸外科手术治疗，可当时国内只有极少数医生能做较简单、危险性不大的手术，如胸廓成形术和膈神经手术，国外推广的肺切除治疗法在国内尚因死亡率高而被视为畏途，仅有个别的手术病例。黄家驷自1947年至1949年，三年内施行肺切除术50例，主要医治肺结核、支气管扩张、先天性肺囊肿及肺癌等，属当时国内病例最多、成功率最高的医生。他同时还开展食管癌的胸内切除术。上海医学院胸外科因此发展迅速，至1952年，病床数已由不足30张发展到96张，而且每年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医生成为，提供大量医疗服务、培训专业人才、开展临床研究的基地。他的学生和助手石美鑫、苏应衡均已独当一面工作，科室内青年医师人才济济，历届总住院医师如钱中希、万德星、林尚清、钱定一、邱敬华等，日后成为国内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星散各地，为中国胸外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家驷及时总结肺切除手术治疗肺结核病的临床经验，撰文向国内外同行推广。1955年1月，黄家驷和崔义田、吴英恺、兰锡纯等中国外科专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第26届外科医师代表大会。他在会上报告《肺切除术治疗肺结核病》和《动脉导管切断术》。1956年，黄家驷组织全上海胸外科界系统总结1376例肺结核肺切除治疗的经验，在中华医学会报告，确定肺切除术为肺结核外科治疗的主要方法，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

　　食管癌是当时常见的癌症之一。黄家驷在国内首创高位食管胃颈部吻合术，大大改善了食管癌手术治疗的预后。1950年，黄家驷为一位因化学烧伤致长段食管瘢痕性狭窄的患者，成功施行食管切除和颈部食管胃吻合术，为国内首例、国际第七例。他将这一方法成功用于治疗食管狭窄。黄家驷还同石美鑫一起，较早在国内开展动脉导管结扎术和心包切除术。

　　20世纪50年代，中国结核病防治工作成效显著，但肺癌病例增多。黄家驷通过研究，发表论文《为肺癌的早期诊断而呼吁》，这是中国肺部肿瘤防治方面具有战略意义的文献。在黄家驷倡议和主持下，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市南洋医院密切合作，于1957年共同组建成立了国内最早的心胸疾病专科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今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黄家驷任院长，进一步开展心胸外科学术研究。

　　1958年，黄家驷奉调进京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行政工作日益繁忙，但他仍积极组织低温麻醉和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的实验研究和临床应用，撰文介绍心脏外科的前景，指导和推动中国心胸外科发展。当时，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已并入阜外医院。他坚持每周去阜外医院胸外科查房并做手术。1959年，他将协和医学院恢复为八年制中国医科大学，他调来徐乐天、孙成孚等专家，一起重建协和医院胸外科，以满足临床教学科研的需要。

　　与黄家驷并称为中国外科学“南黄北吴”的北京安贞医院胸外科创始人吴英恺教授回忆说：“黄家驷教授胸外科手术精湛，我有幸在上海、北京先后与他同台一起做肺切除手术，他判断准确，技术高超，使我受益匪浅。”[1]

　　1952年起，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占去时间越来越多，但黄家驷始终见缝插针，一直没有脱离本行——胸外科临床工作。他不时出现在病房、手术室和图书馆里。曾做过黄家驷三年秘书的任鹿研究员回忆：“我十分清晰地记得：一个隆冬的深夜，我在办公室看书，黄副院长匆匆从外面赶来，他是来处理公文的……处理完毕，尽管已很晚，他还留下来与我聊聊。他微笑着说：‘我已养成今日事今日毕的习惯。我主刀的手术，必须当日立即完成手术记录，了解病人术后情况，并不分昼夜地多次去探视，绝不马虎，这是一名外科医生起码的责任，不然我会睡不好觉的。’”[2]

　　黄家驷的儿子黄文昆回忆：“父亲明亮睿智的目光里，总是蕴含亲切的笑意。他为病人诊治，总不忘先搓热自己的手。他温暖的双手，不仅治疗患者的病痛，也抚慰着他们的心灵。他拟定治疗方案，总要尽可能体贴病人的承受能力；如果病人经济困难，就尽量为他们精打细算，甚至设法申请减免医疗费用。手术过后，不管多累，他总要到病房看过病人，写完手术记录，才回家吃饭。”

　　1979年5月，第75届美国医学会（AMA）医学教育大会上，黄家驷荣获“世界杰出医学教育家荣誉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医学教育家。该奖由美国医学会设立，旨在表彰全球在医学教育领域作出卓越贡献，推动医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并在国际医学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医学教育家。美国医学会将世界杰出医学教育家奖颁授给黄家驷和其他11位来自美国、英国、瑞典、西班牙等国的著名医学教育家。这份崇高的褒奖既是表彰个人，也是当时中国医学界的集体荣誉。

　　黄家驷一生的事业虽然大多聚焦在中国胸外科和医学教育，但是他的影响却在世界医学、科学和教育的广阔天地间，春风化雨润杏林，历久弥新。

　　1959年，身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的黄家驷，恢复已停办的协和医学院，创办中国医科大学，出任首任校长，长达25年，建立起新中国高级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作为医学教育家，他展现出卓越的办学能力，高效地制定八年培养方案，强调“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建立严格要求、严谨态度、严密方法的“三基三严”临床训练体系，实行导师制、小组讨论制、淘汰制，逐步完善国内医学教育制度。

　　对待学生，身为校长的黄家驷就像知心的老朋友一样，仔细地呵护和关切着每一位学子的成长。当年他不顾工作繁重，甚至在春节期间挤出时间，耐心地与每一位在基层的协和学子写信谈心，鼓励他们在艰苦的环境里不忘医学初心，坚持学习和锻炼，提高医术，为百姓服务。据笔者采访所知，1964级协和校友张巨林、周建烈，至今仍保存着黄家驷写给他们的几十封信，半个世纪后拜读这些或长或短的书信，毫无违和感，就如一位慈悲长者在和你娓娓谈心，字里行间析出的师生真情令人无比景仰。难怪年近八旬、经风历雨的他们回忆起黄家驷，仍然深情满怀，令听者倍觉温暖如春。

　　据周建烈回忆，当时黄家驷和他们1964级同学在新乐县中学教室里生活，和学生并排打地铺睡觉，每天晚上他都会讲述一些人生经历，当然也和学生一起抬水、打扫卫生。北京协和医院外科教授张志庸，1960年考入中国医科大学，1978年成为黄家驷的首位研究生。他回忆说：“黄校长是一位做学问的人。他平易近人，态度和蔼可亲，没有高级领导和学术权威的架子。他深入教学改革之中，做到与同学三同（同吃、同住、同学习），我们看到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静静地听课。论年龄，他当时已是50多岁了，还和我们一起参加课外体育活动，晚上深入同学宿舍，一起学习、复习课堂讲课内容。”

　　据不完全统计，黄家驷一生培养胸外科骨干逾300人，其中两院院士、各大学校长、医院院长数十位，筑起中国胸心外科的核心梯队，教泽惠及今日。

　　在科学的春天，高瞻远瞩的黄家驷为了国家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级人才，1978年年初公开提出建议，助力促成教育部将研究生的录取年龄从35岁调高到40岁，使多少英才脱颖而出，为时代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黄家驷不仅将医学和教育的大文章写在象牙塔里，也写在田间地头上。他多次下乡，累计时间达三年之久。他走到哪里，就将医道和师道播种在哪里。

　　黄家驷认为，要根本解决农村卫生健康问题，必须为农村培养医务人员，留下一支扎根农村的医疗队。黄家驷带领专家教授在当地办起了农村卫生员短训班，耐心地教农民基础医护知识和技能，创造性地培养“赤脚医生”。1965年4月，他在湖南湘阴新泉中学开办半农半读、学制两年的医学班，学员大部分为初中程度，农忙回队生产，农闲来校学习。当年10月，回到北京的黄家驷将一张珍贵的师生合影洗印数十张，寄到湘阴，分送每一位学员留念。

　　黄家驷还和专家们一面授课，一面编写教材。1965年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农村医学》和《农村卫生员课本》试行本，填补农村医学教材的空白，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7年，黄家驷召集曾宪九、兰锡纯、吴阶平、方先之、裘法祖等著名外科专家一起编写外科教材，以便规范和提高中国外科教学和科研水平。他们一丝不苟地撰写每章每节，一年后完成初稿，先作为讲义印出，供一些医学院试用，同时广泛征求意见。1959年，各位撰稿人修改、补充、完善，再经编写组逐章逐节集体讨论和修改，黄家驷执笔绪论和胸部疾病篇，最后定稿交付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年5月《外科学各论》正式出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统一的医学院校外科学教材。

　　黄家驷担任主编，着力统一现代外科学名词术语的中文译法，为中文外科学论著的编写及外科教学创造了条件。《外科学各论》出版后，黄家驷领导编写组继续完善修改各论，编写外科学总论，在绪论之后增写外科学发展简史。全书字数从107万字增加到150万字，由总论、分论合编，1964年11月以《外科学》正式出版。此后，黄家驷和编委们又着手第2版修订工作。1977年年初，黄家驷把270万字书稿亲手送到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6月，《外科学》第3版问世。1983年黄家驷决定修订出版《外科学》第4版，及时反映国内外外科学的最新成就。1984年5月12日，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前夕，黄家驷和吴阶平在北京召开第4版编写会议，议定全书的总则、内容、分工、步骤，制订详细计划。当有人提出，为表彰黄家驷对外科学的突出贡献，要将该版命名为《黄家驷外科学》时，一生淡泊名利的黄家驷当即坚决反对。不幸的是，两天之后，黄家驷因病不幸与世长辞。

　　为缅怀黄家驷对我国外科学发展的卓越贡献，27年间呕心沥血主编《外科学》，编委会一致决定把第4版《外科学》更名为《黄家驷外科学》，1986年12月出版。

　　2020年12月，《黄家驷外科学》第8版出版，全书共计116章600多万字。这本皇皇医学经典巨著先后由黄家驷、吴阶平、裘法祖、吴蔚然、吴孟超、吴在德等主编，国内外科学界200多位著名专家教授参与编写，先后荣获首届中国图书奖、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自首版至今，《黄家驷外科学》已经累计发行80多万册，成为外科医生必备的工具书。

　　作为中国医科大学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医学会副会长、美国胸腔外科学专家委员会创始委员、苏联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黄家驷是国内医学教育界专家，在国际医学界亦享有盛誉。

　　几十年来，他代表中国与国外医学界保持广泛的联系。他积极寻找机会，带领中国医学团队出访，与国际顶级医学家切磋医术，展示中国医学新成就。20世纪70年代后期，年逾古稀的黄家驷多次代表中国医学界出席各种国际会议，与各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接待各国医学界友人来访，向世界介绍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成就，为国家赢得了友谊与信任。他曾两次率团访问美国、加拿大，并赴20多个国家讲学，系统介绍中国医学教育成就，打破长期封闭局面，增进中外医学界的相互了解与合作，殚精竭虑地推动着中国医学现代化、国际化。

　　改革开放为我国科学进步与世界接轨创造了条件，医学教育也如沐春风。1979年5月，黄家驷率团访问美国。考察之余，他代表中国医学科学院与美国卫生福利部签订了友好合作协定，着手建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恢复了中国首都医科大学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传统校际友谊。黄家驷还与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董事会建立了联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在的巴尔的摩市，还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1983年，黄家驷在接受手术更换腹部动脉的前后，仍抱病筹办并主持当年5月在武汉举行的中日美第一次生物力学会议和11月在天津举行的国际人工器官和血液灌流会议。

　　黄家驷医术精湛，思维敏捷，态度诚恳，与人为善，胸襟博大。他在世界各处广布善缘，赢得友谊和尊重，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和中国医学引来不可多得的国际资源和发展机遇。他在中国医学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开创性贡献，和在国际医学交流、跨学科教育推动方面的卓越成就，得到全球医学界的高度认可。

　　黄家驷全家福，摄于1959年。前排徐春棣（左）、黄家驷（右），后排黄文美（左）、黄文昆（右）国士丹心照汗青

　　黄家驷辉煌的医学成就和教育事业固然令人钦仰，走进他的精神世界，他伟岸的人生更闪耀着迷人的人性光辉——对国家的赤诚、对亲朋的温情、对学生的关爱、对患者的仁厚。

　　黄家驷一生经历时代变迁，命运之神没有给予特殊眷顾，但性情温厚、内心仁儒的黄家驷，却在不同时代都绽放出绝代风华，而贯穿于他人生主线的是灼热赤诚的家国情怀。

　　1925年，五卅惨案震惊全国，不满20岁的黄家驷热血沸腾，与协和医学院的同学冲破禁令，上街。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严重的国难打破了协和校园的宁静。日本占领东三省，激发黄家驷的爱国激情，他认识到中国软弱必将亡国，关门读书是不行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和协和师生燃起高昂的爱国热情，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医疗救护队，严格军事训练，一旦战需，即可投到战场。1932年春，当29军在古北口及喜峰口展开抗日战斗时，40多位协和师生在生理学教授林可胜的领导下踊跃参加第一批医疗救护队，勇敢地到前线救护战伤。黄家驷就是其中一员，他以能救死扶伤为抗日救亡事业贡献力量而自豪。1937年八一三事变第二天，黄家驷即任上海医学院医疗队副队长，到无锡组建伤兵医院，用手术刀坚定地筑起抗战的后防线，极大地鼓舞着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

　　在美求学期间，黄家驷时刻惦念着祖国和亲人。他是密歇根大学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热心组织两周一次的重建祖国讨论会，积极参加为祖国抗战募捐的临时工作小组，协助中国画家作画义卖募捐。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深得美国医学界器重。当时美国军队薪资待遇高，而且外国人入伍三个月即可以作为美国公民，但是，黄家驷拒绝参加美军、入美国籍等种种优厚待遇的诱惑，公开表明心迹：“中国同胞在抗日战争期间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过生活，而我们在这里过着这样舒服的生活，我们有义务回祖国去服务，把我们的技术用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上。”[3]

　　据妻子徐春棣晚年回忆：“四年半留学结束时，美军医院挽留他，答应月薪3000美元，三个月后即可入美国籍，他却归心似箭，毅然搭乘太平洋通航的首航军用运输机回国。在印度换飞机时，不幸丢失全部行李衣物，仅带回一套胸外科手术器具。”[4]

　　黄家驷回国后，战火未熄，社会经济困顿，百姓生活困难重重。即便拿着大学教授的最高工资，黄家驷仍不免于为油盐柴米而发愁，发展事业也遇到种种困难。当时上海金融崩溃，通货膨胀严重，他家经济极为拮据。黄家驷医术水平高超，要他做手术的人很多，可是他从来不拿额外的手术费，只领基本工资。过苦日子，妻子徐春棣毫无怨言。她知道黄家驷热爱事业，一心一意要发展国内胸外科事业，从未劝说过他出去开业。

　　在历史转折的关头，黄家驷坚定地选择和进步师生留守上海医学院，迎接上海解放。1949年5月27日，人民挺进上海。黄家驷和广大群众感到无比的喜悦。他在街上看到许多将士整齐地在路边休息，周围许多老百姓向他们问长问短，他们亲切地与老百姓交谈。此后，作为进步教授的黄家驷，应邀参加陈毅市长召开的民主教授座谈会。军管会任命他为上海医学院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上海医学院工会主席兼上海市医务工会副主席。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医务工作者组织医疗队支援前方。黄家驷虽有两个年幼且患病的孩子，但在妻子的支持下，率先报名。这在当时的上海医务界影响甚大，随后掀起全市报名参加医疗队的热潮。上海市志愿医疗手术队共300余人，分为三个大队，黄家驷任总队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1951年1月25日，黄家驷领导首批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乘专列奔赴东北前线，全市医务人员两万余人欢送，场面十分壮观感人。

　　由上海医学院组成的第二大队进驻齐齐哈尔陆军第二医院。黄家驷第一次接触到用鲜血和生命保家卫国的英雄儿女。战士们在重伤昏迷中或从麻醉中苏醒时，念念不忘杀敌立功的感人情景，深深感染着每位医疗队员。黄家驷主动取消医疗队伙食大小灶之分，和全体队员同甘共苦，一起投入抢救伤病员的紧张工作。他们和陆军第二医院的医务人员紧密团结，忘我工作，在短短6个月内进行手术942次，全队未发生一例医疗事故。

　　为了培养更多的战地医护人员，更好地服务前线，黄家驷领导医疗队担负起培养部队卫生干部的责任。根据战场伤病员的实际情况，进行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X光科、检验科、药剂科8个学科的系统教学，同时以各种方式开展临床教学，帮助部队医院建立正规化的制度，将内科、外科重新编组，以达到专科治疗、专科教学的目的。同时，确定军医分级制度和分层负责的正规回诊制度。在护理方面，加强了消毒制度，建立医嘱本、服药本、饮食单等，在杜绝差错，提高疗效方面成绩显著。黄家驷还组织翻译了《军阵外科学》，作为改进战伤医疗的理论指导。该书于1951年年底正式出版。

　　黄家驷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载誉归来，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1951年10月，黄家驷应邀列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他以《决心尽一切力量医好志愿军伤病员》为题作了大会发言。在会议闭幕的全体委员晚宴上，他被安排坐在的右侧，聆听关于中西医结合和加强团结的指示，这使他十分感动，终生难忘。

　　这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报告。黄家驷将大会印发的《八项条件》夹在日记本里，常常对照自己的行谊。1952年，黄家驷在上海市知识分子学习大会上发言，逐渐坚定为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1953年，他提出入党申请。1955年，经组织考察被批准入党。3月19日举行仪式，他成为一名光荣的战士。4月26日，黄家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终身难忘的日子》，庄严地宣誓：“将自己一切毫无保留地全部贡献给伟大的事业。”

　　黄家驷热爱科学、追求真理与社会进步，对祖国和人民始终怀有强烈的感情，一以贯之、无私而坚定地践行入党誓言。笔者曾就黄家驷的心路历程，请教过黄文昆。他说，父亲是一个纯粹光明的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在旧时代本着良知烛照自己，在新时代因着理想献身事业。

　　人生在世，难过名利二关。可在黄家驷的人生字典里，并无名利二字。他总是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生。”1948年，郑风胡从上海医学院毕业时，黄家驷用中英文双语书写临别赠言：“一名合格的医生，首先应该把学到和掌握的医学知识奉献给病人；其次是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传授给你的学生；最后才能考虑个人的经济收入。”这是对学生的期许，更是他一生的准则。

　　黄家驷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达25年，担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23年、名誉校长2年。然而，今天人们经常念及的医学大家，已经很少提到黄家驷。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位在中国医学史上贡献卓越的医学教育家。笔者曾就此请教1964级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友方国栋博士。他经过沉思，语气平静地告诉我：“一方面，他长期担任行政领导后，筹划国家医疗卫生教育大事，难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在一线教学和看病，影响了他在医学业务上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他一生淡泊名利，为国家做过那么多事，从未考虑自己的利益。”的确如此，他是一级教授、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1978年国家首批博士生导师，但因行政工作繁忙，只招过两个研究生，没有着意发展个人的学术传承和影响。他担任协和校长这么多年，把学问和爱给了所有的协和学生。一生都在为天下苍生更好地活着而奋斗，黄家驷自然永远活在饮水思源者的心中。

　　这位丹心许国的医学教育大家，在生命暮年仍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科学的春天里，历史的车轮驶上正轨。年逾古稀的黄家驷带领医学教育团队，只争朝夕地投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重建和恢复中国医学教育的事业里。师资、学生、设备、教室、经费、国内外学术交流等诸事项一项项展开，如潮水般滋润着干旱多年的医学教育大地，百废待兴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逐渐发展成为生机勃勃的中国医学圣殿。

　　1982年年底，黄家驷退居二线出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名誉校长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他退而不休，一方面为中国医学研究和教育发展殚精竭虑地发挥余热；另一方面，高瞻远瞩的战略医学家禀赋，驱使他将更多精力投入他1978年就开始筹划的中国生物医学工程事业上。他发起成立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出任理事长，在医疗器械领域寻找中国发展之机，满足百姓卫生健康之需，锚定世界领先水平。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中国医疗器械事业如今已绿树成荫。若泉下有知，黄家驷亦当含笑而无憾。

　　1984年5月14日，黄家驷病倒在前往中国生物医学工程会议的路上。他独自一人顽强地走到北京协和医院急诊室，坚持排队就诊。虽经同事和学生5个小时的奋力抢救，仍无力回天，这位“习于协和、作于协和、卒于协和”的伟大医者溘然长逝。在第一线直接参与救治的方国栋，目睹恩师用燃尽生命的方式，上完人生最后一课。他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他回忆道：“写完黄老师的急诊抢救死亡记录，签上我的名字后，我已经涕泪横流……黄老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身体力行者，一直工作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寻遍他的遗物，家人找不到他的遗嘱。”

　　中国传统文化将才略超群、能担国之重任，品德高尚、坚守道义准则，被国家与民众高度认可的人，称为国士。黄家驷以一生的奉献与坚守，书写出国士无双的经典范本。黄家驷先生是先贤中知识分子的典范。当列强进逼、国难当头时，他以手术刀为武器，与前方将士同仇敌忾，抵御强敌，保家卫国。当和平来临、国泰民安时，他以手术刀为工具，与白衣天使齐心协力，救死扶伤，悬壶济世。

　　作者在本文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多次得到黄家驷先生之子黄文昆老师的悉心指导，得到张志庸、张巨林、方国栋、周建烈、金公良、黄赛成诸先生的无私帮助和热情鼓励，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

　　[1]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编：《外科医生黄家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1]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编：《外科医生黄家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2] 任鹿：《我心中的黄家驷院长》，刁承湘主编：《上医情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

　　[2] 任鹿：《我心中的黄家驷院长》，刁承湘主编：《上医情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

　　[3] 政协江西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黄家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3] 政协江西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黄家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4] 政协江西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黄家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4] 政协江西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黄家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